2023年6月24日，《非遗里的中国·湖南篇》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节目中展示古法造纸非遗项目时，主持人说蔡伦是湖南耒阳人。由于节目主要在郴州拍摄，当地关注度特别高，播放后民间反响非常大，千百年来一直视蔡伦为家乡人的桂阳人认为这种说法违背历史，难以接受。蔡伦到底是“桂阳人”还是“耒阳人”的争议再掀波澜。

蔡伦故里之争由来已久，争议观点主要有“桂阳说”和“耒阳说”，争议焦点集中在对《后汉书·蔡伦传》中“桂阳人也”的不同阐释。其他地方少数学者也曾对蔡伦故里有过主张，但或与正史记载相去甚远，或仅存孤立无链的文化遗存，信者寥寥。央视节目之所以说蔡伦是耒阳人，是耒阳长期以来强势打造蔡伦文化品牌先入为主、掌握话语权的结果。甚至连“权威、可信”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也受到影响：1979年版（第三版）、1989年版（第四版）《辞海》的“蔡伦”词条均记述为：“东汉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直到第六版（2009年版）还是表述为“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人”——这些表述都比较客观，可第七版（2019年版）却改成了“桂阳（今湖南耒阳）人”，将后人曲解附会之义塞入古代文献严谨表述，损害了客观性。

蔡伦到底是“桂阳人”还是“耒阳人”？其实，只要抛开地方主义观念和先入为主成见，对史料记载和文化遗存进行抽丝剥茧，还原这件事的历史真实并非难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后汉书·蔡伦传》对蔡伦籍贯进行了权威认证：蔡伦是东汉桂阳郡治所在县人。东汉皇家典籍《东观汉记》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南朝宋范晔编撰的官方正史《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其《蔡伦传》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东观汉记·蔡伦传》是汉桓帝时蔡伦含冤被昭雪的元嘉元年（151），政论家崔寔（shí）等人奉皇命续补《东观汉记》所作，崔寔之父崔瑗与蔡伦同朝为官，而崔寔作《蔡伦传》的时间，离蔡伦辞世仅三十年，蔡伦籍贯表述当然不会有误漏。这是最早、最权威的蔡伦“官方简历”，任何人都无法篡改。另有较早史料、西晋初政治家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桂阳人蔡伦捣故鱼网造纸”。当然，上述史料记载中的“桂阳”与当今“桂阳”不是等同概念，而是包含关系：前者指“桂阳郡”，管辖包括今桂阳县（时属郴县所辖）、耒阳市在内的湘南粤北广大地区。因此，厘清“桂阳人”具体所指是问题的关键。

《后汉书》人物传记中的籍贯表述非常严谨，都按规范体例交代清楚了郡、县地名信息，当籍贯为郡治（郡衙驻地）所在县时则省略县名。换句话说，就是只写郡名省略县名的人物籍贯信息特指郡治所在县人。这种表述方式既是史家讲究行文简洁的表现，也符合人们认知习惯，一般不会产生疑义，遂形成通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除蔡伦外还有3人只写了郡名，他们都是郡治所在地人：“单超，河南人”，即当时的都城所在地河南尹洛阳县（今河南洛阳）人；“张让者，颖川人”，即颖川郡治地阳翟（dí）县（今河南禹州）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即安平国治地信都县（今河北冀州）人。

因此，“桂阳人”的表述同样包含郡、县地名信息，即明确表示蔡伦为桂阳郡治所在县人，而非遗漏了县名信息。耒阳学者也普遍认同这一判断。为此，他们编写的《纸祖千秋》一书中，《蔡伦年谱简编》《一场多余的争论——蔡伦籍贯再考》《蔡伦籍贯考辨》《蔡伦的籍贯》等文章，力争东汉桂阳郡治在耒阳，如：

“（公元63年）蔡伦事略：是年六月十二日，出生于桂阳郡治城南，即今耒阳市城南蔡候祠，原为蔡伦产业”；

“桂阳郡西汉时已治耒阳……东汉时期（至少是前半期），桂阳郡治一直在耒阳县，并且郡县同城”；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迁桂阳郡治于耒阳县治西。终蔡伦之世（63-121）耒阳一直是桂阳郡治所在地”；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属于前一种情况即郡县治同城的模式。这说明蔡伦出生的那个县当时与郡同治。如果当时郡县不同治，应该按后种样式写成‘蔡伦字敬仲，桂阳耒阳人也’，不会写成‘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由此当知，‘桂阳人也’即桂阳郡耒阳县人也”。

这些论调罔顾历史常识，一看就是为争议而争议、预设结论甚至因果倒置的诡辩之辞。

历史不是任人拿捏的橡皮泥。桂阳郡治迁耒只是新莽与东汉政权交替之际乱世中的短瞬插曲，东汉政权稳定后就迁回了郴县。《旧唐书》载：“郴，汉县，属桂阳郡，汉郡理所也；后汉郡理耒阳，寻还郴。”这句话前半句表明郴县为西汉桂阳郡治，后半句说明东汉曾有一段郡治迁耒阳的插曲，但马上就迁回郴县了。“寻”乃“顷刻、不久”之意，道出移治时间之短暂。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和帝时（89-105年），桂阳太守许荆“尝行春到耒阳县”。“尝”是“曾经”的意思，“行春”即太守春日巡行郡下各县，劝人农桑，振救食用缺乏断绝之困。强调太守行春才到过耒阳，从侧面印证了那时郡治已不在耒阳。如果郡治还在耒阳，许荆太守天天在耒阳办公，还要刻意说曾经在春日巡行各县时到过耒阳？

【郡治移耒和还郴的具体年份未见确切文献记载，其历史背景和大致情形是：新莽天凤元年（14），王莽“改易官名、地名，分合郡县，总为万国”，改桂阳郡为南平郡，太守为大尹，郴县为宣风，耒阳为南平亭，或曰此时移治耒阳；玄汉更始元年(23)，莽死新亡，南平郡大尹张隆恢复桂阳郡县原名和太守称谓，或曰此时张隆将桂阳郡治从郴县迁移至郡北重镇耒阳，以防范北面各方军事力量的侵扰，闭境自守，割据一方，静观其变（此说更贴近当时形势）；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称帝，史称东汉，玄汉汝阴王刘信进犯桂阳郡，被太守张隆击溃，刘信于是到洛阳向刘秀归降，被封为汝阴侯；建武五年（29），交趾牧（交州刺史）邓让和张隆等七郡太守相继派使者向光武帝进贡称臣，均被封为列侯，桂阳郡归东汉，随即郡治迁回郴县。郡治还郴时间，郴州地方志一般表述为“建武（25-56年）中”，一说建武十一年（35）；清康熙、光绪耒阳县志均只说“东汉建武中移桂阳郡治于耒”，回避了“寻还郴”之事，《大清一统志》在衡阳府古迹的“桂阳郡城”条中，则在此基础上特别加了按语补充：“《旧唐书》谓‘后汉郡理耒阳，寻还郴’，此后汉初治所也”】

实际上，桂阳郡治何时还郴对认定蔡伦籍贯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后汉书·郡国志》开篇即阐明：“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桂阳郡下11县，郴县排首位，无疑是郡治。也就是说，《后汉书·蔡伦传》记载的“桂阳人”，实际已与本书《郡国志》前后呼应、滴水不漏地认定为“桂阳郡治郴县人”，完全排除了桂阳郡所辖临武（今湖南临武及部分嘉禾地域）、便（今湖南永兴）、南平（今湖南蓝山）、耒阳（今湖南耒阳、常宁）、桂阳（今广东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曲江（今广东韶关）、含洭（今广东英德西部）、浈阳（今广东英德中东部、翁源、新丰等地）、阴山（今湖南攸县地）等其他10县的可能。郡治移耒这样的短瞬插曲根本影响不了东汉桂阳郡治郴县的正史认证和世人认知。耒阳作为朝代更替乱世过渡、被《后汉书》忽略不提的桂阳郡临时治地，根本不会让史书作者采用“桂阳人”的特指表述来记载“桂阳耒阳人”。把《东观汉记》《后汉书》中的“桂阳人”说成“桂阳耒阳人”，是肆意歪曲史书作者的原意。

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东汉末出生，三国时官至孙吴九真太守的耒阳人谷朗，其碑记表述为“桂阳耒阳人”；东晋著名才子、耒阳人罗含，《晋书·文苑传》也表述为：“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真正的耒阳名人，无需后人费心在古代文献严谨的人物籍贯表述“桂阳人”上画蛇添足、强加括号。

二、今桂阳县是汉代桂阳郡治郴县辖地和“金官”之地，是名副其实的蔡伦故里。当时的郴县与现代人熟悉的郴县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地域范围除了今郴州市的苏仙、北湖两区外，还管辖了今桂阳、资兴、宜章、汝城、桂东等县市地域和嘉禾县部分地域。当时这些地方的人都是桂阳郡治所在县人，可直接称为“桂阳人”。那么蔡伦具体又是哪个地方的呢？这就需要根据文化遗存和历史脉络来综合分析了。

首先，在东汉桂阳郡治郴县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唯有今桂阳县拥有丰富的蔡伦文化遗存。现存历代桂阳州志均有记载的蔡伦井（蔡泉）和蔡伦石盆至今犹在。过去井边还有蔡侯祠和临街上书“蔡伦井”三字的蔡伦牌坊。蔡侯祠于1934年遭民国县长谢亮宇拆毁，其砖石材料用于修建碉堡阻挡红军西进，蔡伦牌坊则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拆毁。现存最早的桂阳地方志《康熙桂阳州志》（卷一·封域廿九）记载：“蔡泉，州治西南，蔡伦造纸处，故名。有石盆，刻‘蔡伦置’，可验。”《雍正桂阳州志》（卷一·封域二十九）、《乾隆直隶桂阳州志》（卷一·封域三十二）都有相同记载。《雍正桂阳州志》（卷十·人物三）另外还记载：“蔡伦，字敬仲，官至中常侍，预参帷幄。元初间封龙亭侯。州治南有蔡泉，其造纸石盆尚存。”嘉庆二十三年《直隶桂阳州志》也有蔡伦井和蔡伦人物传略记载。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今州南门有蔡伦井，传云伦故居也……”“州诸祀又有蔡侯祠，城南史家山奎星楼，嘉庆中建，下因为祠，祀汉蔡伦”，其《蔡伦传》则引用了后汉书原文。

桂阳县方元镇（原燕塘乡）红溪村蔡家，存有清乾隆三十四年续修的《蔡氏宗谱》。该宗谱录引康熙八年修谱序文说：“余始祖大汉受封龙亭侯讳伦字敬仲，住桂阳城南。厥后子孙分散各省，支分派别难以枚举。其住城者，只守蔡伦井上一带铺基旧址、纸槽而已……”又另序“吾乡蔡氏，自龙亭侯发祥之后，子孙蕃衍，或以宦游而侨居别省，或以流寓而挂籍他乡，分支派别更仆难终（形容人或事物很多，数不过来）。而其世居奉祀龙亭侯者，独红溪一族（桂阳方元红溪蔡家）而已……”

【蔡伦虽为宦官，但官居中常侍，封为龙亭侯，可以挑选自家兄弟的儿子或其他养子作为后嗣。《后汉书》载，郑众于“元初元年卒，养子闳嗣”。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东汉后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其次，今桂阳县是自古享有盛名的“八宝之地”“金官之城”，完全符合蔡伦生长成才环境条件。蔡伦少年入宫、很有才学，是我国华南、江南地区第一位走入朝堂入宫为官的人，他的出生成长环境绝不简单。今桂阳城是全国罕见的舍河依山而建之“千年矿都”，城西宝山（古代别称大凑山）作为西汉全国唯一“金官”（县级行政机构）所驻的多金属采冶重地，“烹丁纷错、商旅往来辐凑”，是汉代桂阳郡乃至湘粤地区人气、财气、官气最旺的地方。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王闿运在同治《桂阳直隶州志》中至少8次强调依大凑山设金官之事，如《事纪》篇：“（桂阳监）初置监未详何代，盖自汉金官始”；《工志》篇其本人撰写的《复见堂记》：“自汉立金官，实依大凑；唐承诜制，爰置平阳”；《水道志》篇：“鹿头对望，即大凑山，旧煎银之地，以烹丁辐凑，故曰‘大凑’，盖汉时置金官于此，唐宋因之置监”，卢世昌《大凑山赋并序》：“亦青亦黄，汉金官之所掌；为牝（pìn，溪谷）为牡（mǔ，丘陵），唐坑冶之所供”“自西京（西汉别称）而开采，至今日而不虚”“平民不贪逐末之利，而汉令置金官之守”；《叙志》篇：“州承古名，本自金官”“大凑九坑，自汉所宝”。

大凑山（宝山）这种“天赐八宝、地产五金”的得天独厚条件备受朝廷青睐，使本为“边蛮之地”的桂阳郡得以成为名宦循吏荟萃之地（《后汉书·循吏传》开篇即为卫飒、茨充两位桂阳太守，被誉为百官表率的宰相邓彪也曾主政桂阳，《后汉书》有传的桂阳太守不下10人），进而使桂阳郡成为东汉时期“湖南地区教育最为发达之地”（《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士人湖南仅4人，其中桂阳籍的有3人，私家教授生徒湖南仅有桂阳1人，湖南著作2种，其中有桂阳子部1种；孕育了蔡伦、胡腾、刘常等早期湖湘名人）。

蔡伦之后几十年，“桂阳刘常”被称为“当世名儒”；官至尚书的“桂阳胡腾”因气冲霄汉肃百官、义薄云天立师门而誉满朝野，堪称古代监察官楷模和士人君子典范，在今桂阳留下胡腾墓、胡腾坊、胡腾水（亦谐化为湖屯水）等文化遗迹。到东汉末，“赵子龙计取桂阳”并任郡太守，在今桂阳留下大量文化遗迹，如桂阳城芙蓉山、宝山一带有蒙泉（子龙井）、赵侯祠、护英祠（子龙祠）、子龙庙、“赵云屯兵处”摩崖石刻、箭镞坪、子龙村等，王闿运长女王无非还写了《顺平侯箭镞歌》。

诸多历史遗迹、史料记载和故事传说相互印证，代代口耳相传、地志为记，是无法抹去的辉煌历史见证。

其三，今桂阳县之“桂阳”地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郡县地名文化遗产。“桂阳”是全国唯一历经郡、国、监、军、路、府、守御千户所、州、直隶州、县等10种同名地方建制的郡县地名“活化石”。今桂阳县这块土地上的“桂阳”之名一脉相承两千多年而没有改变，在这里出生成长的人从汉初设置桂阳郡至今一直都称“桂阳人”。正如王闿运在同治《桂阳直隶州志》中所说：“州承郡名，万载不移”。

如果再寻“桂阳”得名的历史渊源，还可上溯到商代初期的“桂国”。先秦史籍《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了一段商初贤相伊尹与其君主商汤的对话，其中提到商都南面方国“桂国”，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考证：“桂阳州，本桂国”。《山海经》第一山写的是“多桂、多金玉”的“招摇山”，战国末期《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的商代伊尹与商汤另一段话中提到，“招摇之桂”是天下最好的味道之一，东汉学者高诱注称，招摇山在桂阳。何光岳《百越源流史》进一步指出，古代“桂人”部落于商代初期迁至湘南建立“桂国”，桂人喜种桂树，因肉桂交易而扬名于世；招摇之山即指桂阳之桂山，因有摇民所居，故又叫招摇之山。

由此，桂山、桂水、桂洞、桂阳等地名应运而生。《水经注》引用并认可东汉学者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文:（桂阳郡）“桂水所出,因以名也”。此桂水即今桂阳县第一大河流舂陵江。北宋初期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说：“桂阳监，在桂阳洞之南，历代以来或为监，出银之务也。”北宋后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载：“桂阳监，汉桂阳郡，在桂阳洞之南，唐曰桂阳监，地与洞相接。”南宋《舆地纪胜》说：（桂阳军）“以其在桂洞之南,故曰桂阳”。“桂（阳）洞”即今桂阳县北部“多桂”山区历史悠久的瑶族聚居地，与古籍中的“招摇山”形成呼应。

诸多朝代不同古籍记载的环环相扣，桂阳同名建制的代代传承，足见今桂阳县的“桂阳”之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综上所述，东汉桂阳郡治郴县所辖的今桂阳县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蔡伦故里。

三、《水经注》有关记载是蔡伦故里“耒阳说”的主要依托，但后世文化遗迹否定不了早期正史权威籍贯信息。对蔡伦故里之争影响最深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耒水）西北经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旁有蔡子池”，其史料来源主要是南朝地记，后世史志大多沿用这些记载。魏晋南北朝各类地记众多，但大多已经亡佚，仅有部分文句散存于古籍摘引或辑录。有关蔡伦文化遗迹的地记佚文有：

东晋耒阳人罗含《湘中记》：“耒阳县北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仅见于明笔记类大型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清顺治间陶珽重辑的一百二十卷本)卷四，现今学者据以考证研究的《说郛》商务印书馆本（涵芬楼一百卷本）无此条，属新增辑录，且无法考证出处，真实性存疑。《水经注》引录《湘中记》10条，唐《艺文类聚》记录10条、《初学记》引录15条，北宋《太平御览》纂录18条，清《汉唐地理书钞》附录陈运溶辑刊《麓山精舍从书》辑录25条，均无此条内容】。

佚名《湘州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引。民国《水经注疏》熊会贞按语则说：“《后汉书·注》引《湘江记》：‘耒阳县北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清宛委山堂刻本《说郛》所录《湘中记》“蔡伦宅”条与此表述几乎无异，且为孤例未注明来源，疑因重辑增录的作者失辨失考而将《湘州记》《湘江记》佚文张冠李戴到《湘中记》所致】。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枣阳县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唐类书《初学记》卷二十一、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引】。

佚名《湘州记》：“枣阳县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田，云是伦臼纸田”【《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二引】。

南朝宋庾仲雍《湘州记》：“应阳县（今永州东安县）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伦舂纸臼也”【《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

南朝宋刘澄之《江州记》：“兴平县（今江西永丰县）蔡子池南有石穴，深二百许丈，石色青，堪为书研”【《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

古籍佚文经过朝代更替、岁月磨洗、辗转传抄，往往传世版本不一，常现摘引、辑录、传抄讹误。如东晋罗含《湘中记》中的“蔡伦宅”记述，仅见于清顺治间刊刻的陶珽重辑《说郛》（宛委山堂本）辑录，且未注明来源，而现今学者据以考证研究的早期版本无此条内容；最早摘引《湘中记》的《水经注》及其他诸多古籍均无此条内容；浙江湖州师范学院鲍远航教授所写的专题研究文章《罗含湘中记考》也未提到此条内容。唐李贤注《后汉书》所引《湘州记》及民国《水经注疏》熊会贞按语中《后汉书注》引《湘江记》有关表述与其几乎无异。因此，宛委山堂刻本《说郛》所辑录的《湘中记》“蔡伦宅”内容属于无法考证的孤例，疑误将《湘州记》或《湘江记》的内容辑录在《湘中记》佚文，张冠李戴，难以采信。

故南朝地记佚文是记述蔡伦文化遗迹的最早史料，而郦道元《水经注》是记述蔡伦文化遗迹的现存最早古籍。郦注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影响深远，其蔡伦文化遗迹记述被后世学者竞相沿用或进一步阐发。少数古代学者加上个人判断，将“蔡伦宅”这样的文化遗迹与蔡伦籍贯故里关联起来，如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就说：（耒阳县）“后汉蔡伦即此县人，有宅基在县西一里。”实际上，最早南朝地记的写作时间，距蔡伦离世也至少有三百年以上，“蔡伦宅”只是与其他古迹一样的后世文化遗迹，且不同地方有类似记载，只能表明这些地方可能与蔡伦有交集、有文化传承，而不能证明蔡伦就是此地人，尤其是在更早更权威的文献记载早已明确其籍贯的前提下。

【此外，郦道元足迹未至南方，《水经注》江南诸水皆参阅南方地记而作，由于未经实地查证，难免存在许多主观误判。如《水经注》所写的耒水源流与《水经》原著所记根本不是一条河流：《水经》所记水道为耒水最大支流西河，却没有涉及后人认定的主流东江；郦根据其个人判断“注”的是东江，却完全没有提及西河。河道指向出了偏差，只能将南朝地记原始资料按个人理解拼拼凑凑，从而难免引起水道沿岸景物和古迹的记述混乱以至张冠李戴。其注钟水、漼水（舂陵江主流和支流），也存在这个问题。故清代陈澧在《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序言中指出：“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

耒阳还有蔡伦墓、祠等文物和纪念设施，产生的年代更近。蔡伦封地陕西洋县的蔡伦墓和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运城盐湖区王范村也有蔡伦墓，墓地近旁立着一通石碑，上刻“汉尚方令蔡侯讳伦字敬仲墓”12个大字，清代《解州全志•卷之十五安邑县杂记》载：“汉蔡伦，桂阳人……卒葬于张董里（汉时王范村属张董里管辖）”】

耒阳的蔡伦文化遗迹和相关史料记载不可谓不丰富，但这些都不能否定蔡伦“桂阳人”的“官方简历”籍贯信息而认定他是耒阳人。因为蔡伦生前行迹、造纸实验活动、蒙冤离世后家族变迁、后世奉其为造纸祖师的文化传承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留下蔡伦宅、蔡子池、舂纸石臼、蔡伦墓等文化遗迹的诸多可能。正如汨罗江有三处屈原故宅，有其投江自尽的千古传说和端午节等文化传承，但不妨碍屈原是湖北秭归人；湖南洪江安江农校纪念园就有三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旧居，有杂交水稻发源地纪念馆，但不能据此认定袁隆平是湖南洪江人；耒阳有欧阳海墓，衡东有欧阳海纪念馆，但不能否定“双百”人物、“最美奋斗者”欧阳海是桂阳人。

其实，湖北枣阳也有人认为他们那里是蔡伦故里，他们还认为当地过去叫蔡阳即因蔡伦而得名。华中师大一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博导兼湖北省政府参事的教授，2010年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期，曾发表一篇《蔡伦籍贯考》的学术文章，依据南朝地记论证蔡伦系湖北枣阳人。不过，他自感底气不足，于是最后在文中说道：“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悬案，依盛弘之《荆州记》，蔡伦是湖北枣阳人氏，当可肯定；依郦道元《水经注》，蔡伦当是今湖南耒阳人。”只可惜他把最关键的《后汉书》“蔡伦，桂阳人也”清晰答案给回避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历史悬案，只是后人在清晰答案背后衍生附会了太多的东西，人为把答案变成“悬案”。

四、蔡伦生于桂阳属于世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对蔡伦文化的传承弘扬都值得尊敬。耒阳打造蔡伦文化品牌可谓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称道。该市2001年就举办了“中国（耒阳）蔡伦科技发明节”，并召开“中国（耒阳）蔡伦学术研讨会”，扩建了蔡伦纪念园（内有蔡侯祠、蔡伦墓、蔡子池等遗迹文物，其中蔡伦墓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题写“蔡伦之墓”，蔡侯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周光召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绳分别题写纪念园正门、内门门额“蔡伦纪念园”。接着，耒阳市搜集整理全国（其中包括台湾专家）40年研究蔡伦的学术成果汇编成册，于2005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纸祖千秋》一书。随后，耒阳建设了纸博物馆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蔡伦竹海”，举办了“2010年中国(耒阳)蔡伦造纸文化旅游节”。2014年，耒阳市竹纸制作技艺（蔡伦古法造纸技艺）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即为本文开头提到的央视节目中所展示项目。

相对于耒阳的高调强势、主动出击，真正的蔡伦故里桂阳对蔡伦文化的传承弘扬则低调内敛、不愠不火。桂阳城内随处可见家乡人对蔡伦的铭记与怀念，如蔡伦井、蔡伦路、蔡侯阁、蔡伦广场、蔡伦塑像、蔡伦造纸文化墙浮雕、鹿峰摩崖石刻蔡伦像、蔡伦古法造纸工艺非遗体验馆，等等。不过，三十年前曾发生过一段让桂阳人难以释怀的往事。1993年编修《桂阳县志》时，耒阳市志办负责人应邀参加审稿会，发现评审稿把蔡伦写成桂阳人，当场提出反对意见，随后撰文《蔡伦籍贯考》在《湖南史志》发表。桂阳学者则在本县报刊、《郴州日报》等媒介发文争辩。但桂阳县志办受到一些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县志出版时竟把蔡伦事迹从《人物传》中剔除。直到2004年出版第二部《桂阳县志》（1989～2000年），蔡伦事迹才在《人物传略》中恢复。2010年12月2日，桂阳学者理性分析文章《蔡伦生于桂阳属于世界》被《光明网》以“评论员文章”刊出。2012年，桂阳学者出版了一部15万字专著《蔡伦外传》，书中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蔡伦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古迹记载。

近年来，桂阳县加大了历史文化研究力度，成立了桂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并成为湖南省湘学研究院调研基地。在湘学研究院、郴州市文史研究会的支持下，联手湘南学院、郴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开展了“蔡伦文化与桂阳人文”专题研究，以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更加严谨规范的学术方式代替“口水战”，于2015年形成《蔡伦文化研究资料汇编》。省湘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云波撰文《走出地方文史研究的新路》代序，并发表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一期）。近两年，拥有800多年历史，白水瑶族乡紫河村周氏世代传承的桂阳传统造纸技艺（蔡伦古法造纸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大山，走进西河风光带和桂阳文化园非遗传承体验馆，受到深圳等地研学大军和各地游客的追捧。

陕西洋县龙亭镇是蔡伦的封地和长眠之地，有蔡伦墓园、蔡侯祠、蔡伦纸文化博物馆、蔡侯纸造纸工艺展示等文化传承。浙江富阳誉称“土纸之乡”，与“蜀纸之乡”四川夹江的竹纸制作传统技艺于2006年一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城乡到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蔡伦塑像，还派生出一年一度祭祀蔡伦、纸工谚语、山歌等民俗文化内容，很多当地人称自己家乡就是蔡伦故乡。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造纸博物馆”——以蔡姓为主的蔡家坞村，至今仍沿袭着古代造纸生产的工序和方法。

全国保留传统造纸工艺并尊崇祭拜蔡伦祖师的地方不胜枚举，甚至国外也不乏其地。如贵州贵阳香纸沟景区、贞丰龙井村、丹寨石桥村“皮纸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造纸人家都供奉着“造纸先师”蔡伦，且每年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惠水芦山镇、铜仁“印江合水白皮纸”生产地、龙里猴子沟风景区等地都有类似文化传承；河南新密大隗镇是全国有名的“造纸第一镇”，其手工造纸传统技术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手工作坊均以蔡伦为祖师，并敬祀有“蔡仙庙”；山东阳谷鲁庄、四川岳池纸帮、江西宜丰纸棚、福建连城纸乡姑田都有较大规模手工造纸技艺传承和奉祭蔡伦先师的传统；台湾嘉义县梅山乡三和宫有岛内最大的蔡伦庙……日本西鸣村建有蔡伦宫，供奉着蔡伦神像；法国中部安贝尔市郊，有一古老的造纸作坊，旁边设有“蔡伦馆”。此外，韩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匈牙利、英国等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均有蔡伦纪念馆，并有造纸术发展与传播的大量史料、遗物和书籍传世。

2010年8月2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将月球背面三个撞击坑分别命名为蔡伦、毕昇和张钰哲，正好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83年3月10日版面上的评论相呼应：“中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传到欧洲，令人震动，可与把人送上月球的探索相提并论。”前苏联教授苏赫曼在所著的《造纸学》中也这样评价：“中国蔡伦在1800年前发明了纸，其他任何发明，对文化发展的促进，都不能和纸相提并论。”在美国人麦克哈特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7位；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和公布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发明家”，蔡伦又榜上有名。

蔡伦发明创新还不止造纸，他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是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化身和典范。除“蔡侯纸”外，他还创造了尚方宝剑、皇家器械的顶尖品牌。《后汉书·蔡伦传》记载：“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作者崔寔在《政论》中写道：“有蔡太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对于蔡伦这样一位古代科技巨星、世界文化名人，其家乡和有文化渊源的地方都有责任把他的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并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一道，以其不朽的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继续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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